从1840年第一次**战争*发后，中国陷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，被迫与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俄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。

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，国力得到极大地增强，萌发了对外扩张的野心，对中国有了非分之念。他们渴求像西方列强那样与中国签订一份不平等条约，在中国谋求利益。

1870年6月，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率队前往中国，以“中日两国之间因没有条约，给两国人民商业往来造成很大不便”为由，向清廷提出缔结“修好条约”。那时候，清廷已经饱受不平等条约之苦，对“签约”这种事情已经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，认为“只要双方互存信赖，则无缔约之必要”，不愿意与日本签约。

不过，不管是两江总督曾国藩，还是直隶总督李鸿章，都主张与日本签约。特别是李鸿章。李鸿章认为，日本曾经与中国保持良好的通商关系，不妨采取联合日本的政策，“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，笼络之或为我用，拒绝之则必为我仇”。

在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的劝说下，清廷同意与日本进行签约。于是，第二年6月，日本派出了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，外务大丞柳原前光、外务权大丞津田真道为副使的使节团，来到中国天津，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进行签约谈判。

在谈判时，伊达宗城拿出了一份草案，让李鸿章大吃一惊。这是几乎就是一份中国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的翻版，凡是对中国不利的条约都照搬照抄。如果按照这份草案来签约的话，日本就自动获得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。

李鸿章不是傻子，他当即指出：“去年送来的约章均以两国立论。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辞，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。这岂非自相矛盾？莫非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？”

伊达宗城表示，既然中国方面不认同日本提出的草案，那么就由中国提出草案。李鸿章毫不含糊地提出了一份草案，表示：“自主之国，应有自主之权，何必遵循他人呢？何况条约中无可使西人生疑之处。两国有来有往，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；而且西人所得之利，还没有单单不给日本的。今送去草约，请与西约比较，不知何重何轻，希一一指开茅塞。”

在李鸿章提出的草案里，规定日货不能运入内地，日本人不能入内地购买土产。伊达宗城表示异议。李鸿章说：“华人前往西国，随处通行，并无限制。今日本系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，华人既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，日本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？此系两国一致，确乎公允，何得引西约为例？”

这一番话有理有据，说得伊达宗城哑口无言。

终，中国与日本在中方草案的基础上，签订了《中日修好条规》。有意思的是，日本不愿意承认清朝以“中国”为国号，差点让谈判陷入僵局，李鸿章提出“汉文文本书中国日本，日文文本书大日本、大清国”，灵活机动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而李鸿章将条约称为“条规”，也是在显示与其他“条约”的不同，表示对日本作为“蕞尔小国”的不屑。

对于中国来说，《中日修好条规》是近代史上第一次较为公平的条约。如果非要较真的话，那这份条约显得对日本更为“不平等”一些。

比如，当时日本正在积极谋求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“领事裁判权”。《中日修好条规》规定中国和日本彼此拥有“领事裁判权”，显然与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“领事裁判权”背道而驰。

再比如，第十一条规定：“两国商民在指定各口，彼此往来，各宜友爱，不得携带刀械，违者议罚，刀械入官。”这条规定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，可对日本就影响大了。因为日本虽虽然早已废除武士制度，但武士依然可以佩刀。禁止日本武士在中国佩刀，被视为对武士的侮辱。

日本方面对这份协议感到非常恼火。签约使臣伊达宗城一回国，就被罢免了职务。1872年4月9日，日本柳原前光再次来到中国天津，希望修改条约。李鸿章讥笑为“寒盟”，拒绝了他们的修约请求。

彼时的中国，洋务运动方兴正艾，国力蒸蒸日上，有拒绝日本的底气。

【参考资料：《中日修好条规》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等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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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答时间：2024-05-02 08:32:21